歌女之歌

"何叔叔!"憾憾一直在注视着我,倾听我们的谈话。是为了把我从尴尬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吗?她叫了我一声。孙悦注视着她。 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时间:2010-12-5 17:23:32??作者:自然保护 ??来源:隔音墙??查看:??评论:0
内容摘要:  口吃患者 我们收到了两封口吃患者的信。  信上说:何叔叔憾憾“因为口吃,何叔叔憾憾我们受到无尽的歧视,我们甚至想到了死。”   “下雨天,我扇自己的嘴巴。”   “看到相声演员拿来我们来逗乐,我们伤心和愤怒。”   我们邀请这两位口吃的朋友来做节目,他们婉言谢绝。  后来,口吃患者郭桃和言畅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  摄像邹德隆说,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重来我们所有人都该反思从前的做法。  言畅因为不愿面对公众,坐在了我们特为他搭制的毛玻璃房内,观众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轮廓。  既便如此,言畅仍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他口吃的程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厉害。  相比之下,郭英的表达流利多了,问她决窍,她说自己用的是发音法。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不足场谈话,自始至终,郭桃英的嘴角都微微地颤抖。显得易见的是,她在用种方式控制着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看来平平常常的张嘴就说对他们对讲真的很难。  言畅隔着那层模糊了他面容的玻璃,费力地表述着,有时候一句话要开3次头,才能断断续续地说完。  我们和中央电视台网站联动,很多网友也在参与这场讨论。  “口吃不算病,但是要人命。”   “其实口吃的人看着很老实,可他们的脑子是很聪明的。”   “告诉你一招,说不出话的时候,可能拍拍耳朵。”   “口吃是众多生理疾患难与共的一种,它并不能阻拦你迈向成功的脚步,也不能成为你不成功的借口。面对它,战胜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做完这个节目,我更知道自己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对祝先生的伤害有多深,我真是后悔极了。  很多口吃的朋友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勇气来参加这个节目,他们写了信,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表述他们的观点。一位姓王的先生提醒我们:  在同口吃患者交谈时,应该集中他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上。请改变你说话的速度,慢此,并在每句话中设置几个暂停,请专注并放松。如果他们卡壳时,不要看别处,同时也不要死盯着他。不要打断他们的话,也不要帮助他们完成句子。诸如“慢些”,“放松”,“吸口气”之类的建议是没帮助的,反而会加重紧张导致更严重的口吃。  197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中国湖北武汉,老天和朴实的胡厚培一家开了个玩笑,老胡家这天迎来了呱呱坠地的儿子胡忆舟,却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天愚型。

  口吃患者 我们收到了两封口吃患者的信。  信上说:何叔叔憾憾“因为口吃,何叔叔憾憾我们受到无尽的歧视,我们甚至想到了死。”   “下雨天,我扇自己的嘴巴。”   “看到相声演员拿来我们来逗乐,我们伤心和愤怒。”   我们邀请这两位口吃的朋友来做节目,他们婉言谢绝。  后来,口吃患者郭桃和言畅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  摄像邹德隆说,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重来我们所有人都该反思从前的做法。  言畅因为不愿面对公众,坐在了我们特为他搭制的毛玻璃房内,观众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轮廓。  既便如此,言畅仍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他口吃的程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厉害。  相比之下,郭英的表达流利多了,问她决窍,她说自己用的是发音法。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不足场谈话,自始至终,郭桃英的嘴角都微微地颤抖。显得易见的是,她在用种方式控制着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看来平平常常的张嘴就说对他们对讲真的很难。  言畅隔着那层模糊了他面容的玻璃,费力地表述着,有时候一句话要开3次头,才能断断续续地说完。  我们和中央电视台网站联动,很多网友也在参与这场讨论。  “口吃不算病,但是要人命。”   “其实口吃的人看着很老实,可他们的脑子是很聪明的。”   “告诉你一招,说不出话的时候,可能拍拍耳朵。”   “口吃是众多生理疾患难与共的一种,它并不能阻拦你迈向成功的脚步,也不能成为你不成功的借口。面对它,战胜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做完这个节目,我更知道自己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对祝先生的伤害有多深,我真是后悔极了。  很多口吃的朋友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勇气来参加这个节目,他们写了信,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表述他们的观点。一位姓王的先生提醒我们:  在同口吃患者交谈时,应该集中他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上。请改变你说话的速度,慢此,并在每句话中设置几个暂停,请专注并放松。如果他们卡壳时,不要看别处,同时也不要死盯着他。不要打断他们的话,也不要帮助他们完成句子。诸如“慢些”,“放松”,“吸口气”之类的建议是没帮助的,反而会加重紧张导致更严重的口吃。  197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中国湖北武汉,老天和朴实的胡厚培一家开了个玩笑,老胡家这天迎来了呱呱坠地的儿子胡忆舟,却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天愚型。

节目做到快半年的时候,一直在注视有一次开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一直在注视我说我们做的节目不像真正的谈话,当时我看温芙瑞和赵少康的节目,所有的人非常自然,像日常的状态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让观众揣着平常心,用日常的状态到电视台演播室来说话? 大家说这可能不容易,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节目,也没有这样的办法。我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观众的紧张感。我决定第一件事改变主持人的出场方式,我们不要从高处走出来,也不要从观众席里冒出来,也不要从景片后面突然闪出来。大家说那怎么出来? 我说一开始就在沙发上坐着等着,嘉宾当时也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我说嘉宾也让他们坐在沙友上,而且最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让他们坐上去,这样慢慢就会熟悉场地。观众在现场也非常紧张,到电视台的演播室,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不敢动。我们怎么让他们放松呢?我就想起过去我们拍《曲苑杂坛》的时候,为了让观众支持,有一个人上来给大家鞠躬敬礼,说一些注意事项,讲一些笑话,这时候观众会放松。 我说像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借鉴,采用热场方式,试一试。后来我准备很多笑话到那里去讲。比如,我说,前一段我和我一个朋友,到野外宿营,半夜醒来的时候,朋友突然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看满天的繁星,宇宙是多么浩渺啊,而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渺小啊。我那位朋友不说话,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沉默一会儿说我们的帐篷好像被人偷走了。 讲完了观众也放松了,我们就决定开始录像。编导说,现在很好,切换导演在上面喊,准备,开始,“5、4、3、2、1”,奏乐,这的候我一看刚才还在笑的观众全都哆嗦起来了。录完下来,我说你看我费那么大的劲给大家讲笑话,好不容易情绪放松下来了,你—个5、4、3、2、1又回去了。他说那怎么办,我不喊,各工种也不知道开始了。我说各工种没那么傻,就不能用别的方式让他们开始。那用什么方式呢?后来我说这样咱们俩约定一个方式,在开始之前,我就冲你挤眼睛,反正你在监视器里也能看见我挤眼睛。开始之前我就挤眼睛,挤着挤着眼睛他就说,你都挤多长时间了,还不开始,我说今天眼睛不是特别舒服,所以一直在挤。我说我们多设立几种方式,比如我手扶着椅子,就证明要开始了,或者我挠挠头证明要开始了,慢慢我们就确定下来了。现在如果大家到《实话实说》现场,我相信即便你是内行,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十种方式,就是让拍摄顺利开始,在观众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 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就是用那种叫热场的方式,让观众放松,比如我先鞠躬,然后问大家为什么鞠得这么深,有人说真诚,我说,对,是真诚,但是真诚还不够,还有3条,你们接着猜。他们说你在日本留过学,我说你才在日本留过学,第二条不对。然后有一个愣头愣脑的举手,他说你可能是头重,我说你才头重。大家猜半天都猜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代表很多人到这里来给你鞠躬,所以才会鞠这么深。我现在让大家猜猜,我今天代表多少人给你们鞠躬,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了《实话实说》这台录像,有多少人在忙着。然后他们开始猜,有的人说100,有的人说500,有的人说2000,有的人说12,有的人说34。然后我告诉大家,我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我代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代表多少人,因为我们电视台的人数不好统计,你像一般干活各个岗位大概有25个人,但是吃盒饭的有140多个人,发奖金的时候有2200人,有一次台里说,有一个出国名额,谁想去,填一个表吧,填了10000多张表,你说有多少人,别管有多少人,反正都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就鞠这么深的躬。 然后请大家关掉手机、BP机、股票机、电子宠物,凡是出声的都关掉,然后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实话实说》的现场是开放的,谁想发言的时候,就举手示意我,一举手我就会跑到你的身边为你举话筒,话筒我为你举着,大家不要抢,因为抢话筒拍出来不好看。 可是这样还不够,我还找一些不说话的,比如大家都笑,他没有笑。我就会走到他身边问他,为什么大家都笑,你不笑?他说我还有点紧张,你为什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来,我是从贵州来的,一边说一边哆嗦。我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第一次去什么地方都会紧张,而且有这么多生人。然后我就开始给大家介绍,我把这些生人都介绍一遍,熟悉了就是你的朋友,这会儿你就不紧张了,挨个介绍我们的摄像,包括我们的摇臂。比如说拍摇臂的摄像,我会让他用机器给大家表演点头、鞠躬,还会移到观众的头顶,移准了砸下来,吓得观众到处跑。然后再介绍我们的乐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跟他们开玩笑,调节现场气氛。然后我问现在还有没有人紧张,他们说没有人紧张了,我说现在就我紧张了。 就这样一个动作,着我,倾听注视着她我不知道播音员想过没有,着我,倾听注视着她这些动作里有什么含义,会对观众有什么影响,有没有人动过这个脑筋。我在日本去看久米宏的播音,他收稿子的动作总是不—样,到了什么程度,成了观众的收视点,观众等着着他今天怎么收,他有各种方式。 比如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然后他拿着稿子在半空中划一个弧线,再在桌上整理齐。收视率表示:一个弧线留住0.2%的观众。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有很多模型和道具在新闻中使用,这是我们没有的,我们都是用嘴说。我们说新换了市长,这个市长水平特别高,一下子让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5.69%,老百姓有一个人能听得懂吗?谁知道这提高15.69%是高还是低,是多还是少?说不定上一任市长一下提高100%,实际上是这个市长不行,我觉得这都是对观众不负责的态度。我们只满足于把稿子流利念出来就完了。 我去的那天是普京当选的消息刚出来,非常快,马上前面出现红绸子,然后他就告诉观众,你们看,奇迹发生了,他把红绸子一打开,是苏联历代领导人的模型。他说这就是从列宁开始,苏联、俄罗斯在他们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前进。如果你们记不住的话,你们看好,他指着列宁,他说你看,没头发有头发。然后叶利钦有头发,到普京应该是没头发的,但是普京是有头发的,他说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有两种可能,一是俄罗斯选错人了,他根本就不应该当总统。第二俄罗斯现在的事情太难,早晚他应该掉完头发(笑)。他用这种方式讲了新闻,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过分,人家俄罗斯会抗议的。 但是他是这么一种思路,这么一种想法。我去新闻演播室看,有很多模型。比如新干线发生火车相撞事件,马上就可以给你演示,做得非常逼真,火车的模型、汽车的模型,就这么快。所有的数据25.6%,37.7%,都是积木,都可以来回拆,来回搭,他们说,要让老太太都可以看清我们的新闻,都可以明白我们的新闻。 我们的新闻要让人家听懂,要让人家看懂,这就是人文关怀。我们做新闻、播新闻的时候,不去考虑观众的心情,也就是说观众在电视机前看新闻,看懂没看懂,听没听明白,跟我们无关,这叫什么人文关怀。 提问F:……老崔,你干了5年了,是不是有些模式化了? 崔永元: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感觉确实是有,5年了,习惯了。比如刚才我说的热场,你们听着很新鲜,觉得用这种方式调动观众很好,但是我用这样的方式,至少也用了两年了。我在说的时候,全场观众关得直流眼泪,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笑,都在那里自己做准备,因为他们都听了两年了,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变化也确实很难,我比较同意小白的说法,平时间长了以后,技巧丰富了。可能就会让激情降低。还是我刚才说的经验,有两条,第一发自内心爱这个事业,你永远有激情。第二条你不能做到发自内心,你就用技巧来控制它。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是我的一个饭碗。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不好好干,会很有危机感的。中央电视台动不动就来个“荣事达”主持人大赛,还不停地《挑战主持人》什么的,我一看这些人确实非常优秀。别的先不说,他们往那儿一站,那一排那个精气神,就是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主待人不具备的。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危机感,可能我们自己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就会被别人一脚踢下来。不瞒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想后路了。但是干的这些天,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好。 提问G: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你自己,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节目的。千万不要认为我对你有任何人身攻击,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平民主持人,我也听过也是一个很着名的主持人说自己是一个平民主持人,他一坐在教室里,感觉与世界隔绝了。他说他愿意骑自行车,就问如果你的自行车丢了,还会去挤公共汽车吗?然后他就没有说话。说明他说的这些话可能都是表面的,自己没有做到,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崔永元:平民心态,大家不要对它有表面的理解,说平民心态就是穷人心态,骑自行车都不行,最好是走着上班。平民心态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没有平民心态,他就是去要饭,也会显得与众不同。如果你有平民心态,你腰缠万贯也不耽误你是平民,你开奔驰、宝马,你也是平民。那么,平民的特征是什么? 我觉得是善良、真诚、与人沟通、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都是平民最本质的特色,而不是穿打补钉的衣服就是平民。大家对平民心态有一些格式化的理解,这跟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说我是“隔壁大妈的儿子”,我说我是一个平民化的主持人,我现在从来不开车,我有一个司机专门给我开车(笑)。这不影响我当平民,没有问题。

  

来信四:我们的谈话我一声孙悦赞扬 “那天,我们的谈话我一声孙悦你在节目中说,你敢保证,每一封观众来信你都看过,我听了特别感动,你真好,我敢肯定,你是中央电视台最能说大话的人。” 问: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经常作婚姻家庭节目,是否与你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有关?答:这首歌中还有一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问:听说你去过许多地方,哪个城市最美?哪个民族的姑娘最漂亮?实话实说,别告诉我都美都漂亮。答:最美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大连、厦门。最美的姑娘……你问的是化妆前的还是化妆后的?问:你们叫《实话实说》,真能实话实说吗?你敢吗? 答:我敢。应该说,公众说“实话”二字有误解。以为顺耳的话才叫实话。实际不然,有些人的话你听上去像官话,套话,但他就是这样想的,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述,这应该算是实话。问:报载你有意退出《实话实说》,你离开这里准备干什么呢?你认为你还能干什么?答:离开这里,我到他们报社抗议去,因为他们砸了我的饭碗,我又没别的手艺。问: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怎样发挥余热?答:电视台规定男的60岁退休,我要是能评上高级职称,还可以接着干。真退休了,我不想发挥余热,一门心思打门球。 问: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决心重新做人,走正路,做正经生意,只是现在还缺30000元本钱,您一定得帮助我,别让我又走邪路。答:你要这么容易就走邪路,谁敢帮你呢?问:你们净说些没用的,反腐败为什么不说?答:说的还少吗?反腐败就怕说说而已。顺便告诉大家,我们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是一家,同在新闻评论部。所以在选题上有所分工。问:崔老师,为什么你有时间写书,而我们学校请你参加主题班会请了3次你都不来?架子太大了吧?答:因为写一本书可以印成很多份,而主题班会得一个一个去开。问:见到你们台长,你还那么贫吗?是不是也是堆起比平时还要多的笑脸,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吗? 答:我以为我见到台长还是原汁原味,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可我是同事说我见到台长更像邻居大妈的孙子。问:崔大哥你上网吗?你闹过网恋吗?能告诉我你的OICQ号吗?答:我要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一定回答你。问:崔先生我每天都看您的节目,可为什么最近每周二重播我找不着了?答:你看的是我们的节目吗?我们从没在每周二重播过,也不是天天都有。问:崔永元你的偶像吗?你的偶像是谁?答:有。田方、金山、赵丹等20多位老演员。 问:崔大哥我想用你的名字给我的小猫命名,可以吗? 答:可以。猫同意吗?问:同学说您的口音有少少问题,因为你们唐山人都是这样的,可是您又怎能通过普通话考试呢?答: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拼命在克服,并且通过了考试。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有没有进步。问:我觉得您在节目里爱抢观众的话,您能不能改改?答:不能,因为录制时间有限,播出时间更有限。问:你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你泡吧吗?你逛街吗?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吗?你去球场看球吗?答:我逛街、看电影、也看球。从不泡吧和看哲学方面的书,这两样事经常让我头疼。 问:崔主持,你不觉得你也掉进名人出书的俗套了吗?答:是啊,他们名人出了那么多书,也该咱们老百姓出一本了。问:《实话实说》有人说过去是“等着看”现在是“挑着看”,还有人是“不想看”,您觉得问题出在哪?答: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先说这三种“看”法,你不觉得就像是从恋爱到结婚吗?谈恋爱都有股躁股,缺乏理智。看对方都是怎么看怎么顺眼。结婚后低头不见抬头见,标准自然就高上去了。我的意思是说,观众也会喜新厌旧。当然我们的问题也很大,因为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观众的口味在提高,欣赏情趣也在提高,我们不一定跟得上他们前进的步伐。 陆文夫先生笔下的《美食家》没法摘,是为了把我一本书从头吃到尾,是为了把我吃品与人品。 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开学第一天。外地同学带家乡美食,湖南的腊鱼、腊肉;内蒙的奶片;贵州的辣酱;河南的烧鸡。父母为孩子精心准备的半个学期的储备,通常是一晚上就被我们吃光了。北京的同学过意不去,相约每人从家里带一盒好菜,周末聚餐,王某同学人头儿次,带一饭盒炸虾片蒙事。学校的饭菜油水不多,份量也不足导致同学们个个饭量惊人,—次我连米带面吃了5碗,胃里隐隐作痛。末健安慰说,没关系,不够一斤。 实习的日报,晚上躺在床上闲聊。人生和理想,说到凌晨3点钟,肚子饿了,起身去寻吃的。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唯有一个馅馄摊孤独地支在衔口。卖赐钝的小伙家在浙江,因生活所迫,漂泊在沙市街头做着小本生意。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顿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舀混钝的沙子捞得发狠,总要多送上几个。同学和我心存感激,不知如何报答。同学说,别费心思了,咱们每天去吃,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 心中一块石头悄然落地,遂转过身去,蒙头大睡。当了记者,吃饭的机会不少。有时,一堆新闻单位的人坐一桌,互不相识,不好多吃,便佯装对桌上生猛海鲜不感兴趣,吃两口青菜匆匆告辞。回到单身宿舍,点火煮挂面。有时纳闷,都是年轻人,他们就不饿?一次没走,耗到最后,才见到挺下来的几位风卷残云、吃光喝净。正是,谁等到最后,谁吃的最好。张嘴就有学问中国人讲究吃,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病入膏盲还有人劝, 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验明正身,坪赴刑场之前,也会送上一顿好酒好菜;更常见的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只要吃了,关系就进了一步。我当上记者的第二年,去调查一个靠假冒伪劣发家的人。事情办完,已经天黑。制假者叫来了他的两个小姨子,浓妆艳抹,一左一石,夹着我非要请我撮一顿。我执意不去,却无法脱身。我急了,对天大吼,走,吃海鲜去。 那时的海鲜是天价。席间,杯盏交错,我好歹掌握住了分寸。制假者把我送上了火车,隔着车窗问,崔记者,那稿子还发不发?我咬着牙根说,发!稿子播出,制假者受到处罚。我也因这顿饭受到严肃批评。同一年,我去南方采访,一动物保护协会设宣招待,端上一桌野生动物。看我们面有愠色,忙解释,这都是收缴来的,已经死了。我犹豫再三,站起身走了。 比起来, “自然之友”的杨东平先生则是旗帜鲜明。在常州,服务员端上一盘活虾,一盘烧烫的石头,说是要做桑拿虾。杨先生坚持要他端下去,服务员不知所措。杨先生循循善诱,可以吃,但不能虐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往南方某市,中午吃饭走进了郊外一个院落。这里俨然一个动物园。我问,这都可以吃吗?当然!动物太多记不住名字,只知道百雀、有鸥、还有鹤,当然少不了各种蛇。制片小谷悄悄说,前天我们来时,还站着一头驴。我们问驴的去向,回答是,吃完了。 1999年《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被定为《吃的故事》和《吃撑问》。征集广告一打出,应征像雪片一般。策划虎迪看看信眉开眼笑,嘴里不住地说,成了,成了。 那时候,从尴尬的境看电影是件奢侈的事情,从尴尬的境只有部队大院可以看到免费的露天电影。在风中,在雨中,在雪中,我们凝视银幕上演绎的一幕幕悲欢离合,而忘却了人间的冷暖。 再捧起由电影画面翻拍的连环画时,顿时领悟了回味与想像的魅力。英雄定格在纸上,依然可以塑造我们的灵魂。 待到翻起那些手绘的小人书时,感叹和敬佩一同生出——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是怎么画家脑海的? 等到明白了,竟然无言以对。原来天大的画家,用的还是些笨办法。 “刘继卣作画,有一股‘痴’劲,有时竟闹出不少笑话来。1953年刘继卣结婚不久,有一回在街上见一老人形象很好,就对着他画起来,围了不少观众,甚至造成交通堵塞,他却一点也未发觉。” “你如果在路上碰到刘继卣,只要向他打招呼,就会吓他一大跳,因为他只想着画当中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看见你。” “在家中吃饭,摆上满桌子的美味佳肴,他都看不见,一边捉摸画中的艺术境界,一边下意识地只吃着眼皮底下的那一碟子菜。” “他带孩子逛动物园,对着老虎画了起来,画着画着就入了迷,结果竟把孩子丢了。” 孟庆江先生的这几段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智若愚的画家。看似简单的一幅幅线描,倾注着画家毕生的心血,这就难怪人们透过小人书可以感受到画家高尚的人格力量。 如果“连友”们当中有暗号,其中一则肯定是“山乡”——“巨变”! 贺友直先生的4册《山乡巨变》已经成了“连友”争相收藏的定物。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哪个山乡有100套《山乡巨变》,那这个山乡马上就能巨变。 而《山乡巨变》的的确确描绘了清溪乡——一个中国式标准村庄的巨变。它还告诉我们爱情无所不在,因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并没耽误刘雨生与盛佳秀的爱情。 《山乡巨变》启发同行,可以从传统线描和明清版画中汲取营养。它还告诫我们,艺术需要对真实生活的体验,为了这4本小人书,贺先生3次深入农村。全身心地投入才使我们从他的笔下领会到乡野之趣。 在我出生的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而第二届评奖的1981年,正是我完成启蒙步入大学校园的时候。我的精神家园的建立竟然如此准确地与小人书暗合着。 其实和颜梅先生在我只是在画上拜见过。见过真人的只有王弘力、戴敦邦、顾炳鑫等几位老先生。 2001年冬天的哈尔滨,冷得不寻常。 我在连环画节上一眼看到了顾炳鑫先生,我脑海中瞬间浮现一个人物:捷尔任斯基。 那是他笔下众多人物中的一个,顾先生和捷尔任斯基如此相像,也是精瘦,也是干练,也是铁骨铮铮。动人的神韵透过他们的笔溶入了纸上那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形象里,使得你和他们初次相见就会觉得曾经相识。 顾先生握着笔,低头为热情的“连友”签名,冷静的神态让你察觉不出他走过多少平静的日子。 我和“连友”们一起暗自庆幸,老先生们重返画坛,又将迎来连环画复苏的第二个春天。 没有多久,从上海传来了顾先生病重的消息,我们还未从惊诧中缓过神来,又传来顾先生离去的噩耗…… 连环画贵在连环,少了一位大师,我们的小人书世界如何连贯。

  

那天白天,地中解放出见到台长。台长说,地中解放出有这么件事,我想问问你。忽然有人高喊台长,远远见到红发碧眼的老外参观团到了,台长说以后再说吧,拽了一把领带迎了上去。到了晚上,我生出100个问题,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谈工作?谈生活?哪句话传到台长耳朵里了?哪件事让台长察觉了?最近台里正在搞人事调配,你说台长要让我当广告部主任找干不干?干吧;算不过来账,不干吧,机不可失。最后一想,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睡个好觉再说。这才进入睡觉的程序,今天用哪套?数车吧。数到1OO00只就能睡着:1、2、3、4……559……550……8806、8807……9991、9992,唉,你说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 每个睡不着党的人除了吃药,都掌握一堆民间偏方。数羊,想莲花,深呼吸,弊气,摸耳朵,看竖排版的书等等。到了吃药都睡不着的时候,这些偏方一概无用。 有一次在节目中,白岩松顺口说了他和我都失眠,结果很多热心的朋友为我们的党献计献策。 一位原籍河南的朋友说,他小时候睡不着觉,他的奶奶总在山上采一种绿色草本植物给他吃,吃完就呼呼大睡。植物的名字他叫不上来,但如果需要,他愿意带我回家乡去采。 一个可爱的兰州小姑娘说,她有一段睡不着,妈妈把1个苹果和5个果冻放在冰箱里,睡觉前就拿给她吃,这一夜就睡得格外香。 一些神医话不多,一捆捆干草打进包裹寄给我,托人捎话说,吃完再寄。 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关心着我,感动得我心潮澎湃,晚上更睡不着了。延边的金虎说能治我的失眠,我兴冲冲赶去,发现中了圈套。他给我安排了72小时的活动日程,根本没安排睡觉。我跟他解释道,睡不着不意味着不困。失眠的意思是说,困得已经不辨东回了,但就是睡不着。找以前单位的党办主任就常年失眠,最严重时3天3夜不能入睡。我见她时,她满眼皆是血丝,她说,我都快疯了。 睡不着也不意味着总睡不着,不然的话,世界上会有一大批困死的人。在这里,失眠的意思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会即兴发挥。我理发的时候特困,如果我失眠时有人理发,会很快进入梦乡。我去音乐厅听室内乐时特困,说出来没人信,我也是早年间考过音乐学校的人,但乐曲一响,我的眼皮就打架。有时候困极了,真想买张交响乐的票去好好睡一觉。想来想去,又觉待丢不起这人,只好接着困。 我坐车的时候发挥尤其好。多破的车,多颤的路,也不妨碍我蜷曲着进入梦乡。有一年上丝绸之路采访,在车上睡得香喷喷的。同行的傅成励说,这小子老在办公室说自己失眠,谁信呢?颠簸了数个小时,到了嘉峪关的高级宾馆,为了延续来之不易的睡意,我牙不刷,脚不洗,直挺挺地进了被窝。席梦思更舒服啊,我不过伸个懒腰,一下子睡意全无。 博成励一进屋,就嚷嚷着说我以前的失眠是旷工的托辞,正一肚子冤屈不知往哪撒,干脆薅住他,坐谈了一夜的广播改革。 你们都不紧张,来吗她叫我就紧张了,来吗她叫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就是听音乐,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灯光、录音,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包括嘉宾,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我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大娘指着表,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快点开始,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我说好好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说完,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实话实说》,看一下现场的观众,还有嘉宾,他们的那种表现,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四川请来—对嘉宾,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坐着飞机来。花了很多钱,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紧张得浑身发抖。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看这个嘉宾紧张了、她当机立断,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吃完药比较好,又紧张又困(笑).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吃完药,头还难受,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开着车,你去看天安门。去看纪念碑.缅怀一下先烈。第二个选择,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你想说话,你就举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说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我说你想一想,她说我不想了,我有点点困、我就坐在观众席里。我说行,你就坐在观众席里。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他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我说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然后我就说,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请举起手来。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举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对,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节目开始录制。最后大家说,这二对挺精彩。 录完以后。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我觉得今天挺好、我说是不是很放松,她说是,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老跟妻子说,你等着,回家咱们再说。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我说,你不用这么在意,没关系,就送他们走了。回去以后,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大笑)。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 我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人文关怀。每次听到这儿,观众也会心存疑虑,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那时是毫无人情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时间特别长,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兴,把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邻居全叫到电视前,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做的晚会。然后他们就看,看看说,这个晚会不错呀,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我说别着急,等最后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写着策划“崔永元”。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写着策划“佚名”(笑)。我就赶紧打电话,导演说,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太伤人心。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我一想可能是这样,他们因为疏忽,连名字都没有打,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笑)。到那里以后、他们说,你干了4个月,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你点点吧,点点别少了,我说不用点了,我走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这还算好的。很多策划,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知名的作家,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或者出点子的时候,经常早晨9点钟来,说到11点半,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现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人文关怀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

  

实际上是因为心理负担过重,何叔叔憾憾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导致的恶果。 如果第二天父母发现我眼睛红肿依然笑声朗朗,何叔叔憾憾可能会说,考不考的也没啥关系,这事也许就过去了。 偏偏母亲听说我失眠来了精神,好像红军到了陕北。她说这说明我上心了,在这之前,我坐在桌前攻读课本如坐针。枕头下面压着《铁旋风》,厕所里供着一本《红岩》,吃饭时一手掌勺一手还要翻《李自成》,母亲说,没听说谁看小说看进了大学。 一年后,我和另外7人在臭哄哄的男生宿舍里比着看小说,又想到母亲的话,的确,一个人看小说看不进大学,可进了大学就可以光看小说。 老师在课堂上煞有其事地开着书单,从《诗经》开始,当中涵盖各种经史集,以及眼熟的世界名着等等。 一下课,全班挤进图书馆,每人先抄上两本小说再说。我去得晚,凭书名可以知道内容的小说都被拿走了,剩下的几本不知所云地孤零零地立在书架上。 我挑了一本《围城》,因为我看过电影《兵临城下》,仨讦就是根据这个改编的。 回宿舍一翻,两码事。 于是我发议论,有个叫钱钟书的小伙子,文笔真是了得。我旁边的同学瞪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一样,你连钱钟书都不知道,连《围城》都没看过,他们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脸上浮出鄙夷的神情。 我说,那你们在看什么? 他们把封皮冲着我,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于是,我冲天大喊:“‘四人帮’,还我青春!”一屋子人都吃笑。他们说,我们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看的,其中一个人收起笑容后露出几分严峻,他说大概你太爱啃课本了。 这是说我吗? 更严重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第一次失眠以后,准确地说是在母亲说我上心了以后,她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告知我,睡不着觉是咱们的传家宝。 姥姥就是这样,没多少觉。邻居阿姨去看她,拽着人家一通猛聊,聊得那阿姨困得频频点头,姥姥眼神不好,还以为人家同意她的观点。姥姥不睡觉,成为家里的闹钟,4点钟她叫醒我父亲赶回团支部,5点钟叫醒我姐姐回农村分校,6点钟叫醒我和两个哥哥起去参加北京---延安象征性长跑。总而言之,天黑之后,姥姥经常拄着拐杖两眼放光四处乱走。 到了白天,姥姥变成另一个。倚着被垛,坐在炕上,无声无息,困倦一阵阵袭来,她不住点头,像晚上的住家阿姨。我放学回来,去拿放在她身边的蛋糕,连拿3块,她都没社会学。忽然,一阵微冈吹过,扬起了姥姥头上稀疏的白发,常常的皱纹呈现在我面前,姥姥的苍老拟拨动了我脆弱的神经,那一刻,我哇哇大哭,。姥姥慌了神,用她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前额,我说,姥姥,你可别死啊……

所以当时我就说过非常难听的话,一直在注视就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什么本书都没有,一直在注视你照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描也能描出这么多钱来,何况你的覆盖范围比它要广得多。 为什么不行呢?如果你说是人的问题,那么现在《焦点访谈》很多主力记者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大家觉得干得还不错的两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我、白岩松都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敬一丹还在我们那里实习过,水均益和方宏进是听着广播长大的(笑),每个人都跟广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广播自己就不行呢?我觉得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是管理的原因,是经营的原因,是观念放不开的原因。 最近,我也特别高兴地发现他们在变。比如我所在的《午间半小时》,现在更名叫《午间一小时》。他们开播的时候请我回去做过一次节目,我就把做中视节目的一些做法拿到广播电台的工作室,他们觉得非常新鲜,其实那是一种做法,还是人文关怀的做法。 比如当时现场有一个记者在拍照,通过话筒就可以传出去,电视观众能看到,广播的听众就看不到,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然后我就说你们现在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我在咳嗽,足有一个摄影师在照相,然后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当时我们是讨论城市色彩的话题。 然后他就从他摄影的角度来谈,然后拿出他拍的很多照片,说复合色的灰色调拍出来多么好看,很合理地用进来了。讲完以后,我们请下一个听众来发言,摄影师就收地的照片,这个时候又出来“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说,大家不要以为崔永元主持得不好,有人退场了,现在是摄像师在收他那些宝贵的照片,然后听众就笑。还有每一个听众站起来发言,我都会说现在我形容一下,现在站起来发言的听众是胖胖的,穿以灰色调为主的复合色调的衣服,跟北京城市的色彩是一样的,你是专门为了讨论这个话题,穿这样的衣服吧? 也就是说,在演播室里,出现的每一种声音,或者听众的每一个表情,我们都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听不到,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有这个义务,要用你的眼睛替他观察到,用你的嘴告诉听众,描述给他们听。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做广播的人,不太讲科学经营。什么叫科学经营?就是谁在听你的节目?他们有什么要求你知道不知道?你做没做过这样的调查?手里有没有这样的数据?当时《午间一小时》要改版的时候,请我们回去提意见,拿一个报告,题目叫《午间一小时》策划案,包括里面有什么闪容,我们准备怎么做,零零散散讲完了。讲完以后,我提出一个问题,这份方案是怎么来的?他们说是我们想的。 你们为什么这么想?他们说,我们觉得这样听众可能会喜欢。你怎么知道?你可能连你爱人的意见都没有征求,你怎么知道听众会喜欢呢?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在间一时段其他电台在播什么内容,知道了其他的电台在播什么内容,你就会有两条路选择,第一你和他们竞争,你就要做得比他们好。第二你可以避实就虚,他们做的你就不做,看看还有什么空档可以钻,这才叫科学经营。 现在《实话实说》的收视率每周都有,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现在《实话实说》的收视率每周都有,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化。 提问E:虽然你年纪比我大,但是为什么叫你“小崔”呢?不是不懂礼貌,因为我从电视上认识你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小朋友。刚才你谈到主持人,谈到节目,也谈到人文关怀,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持人的风格决定栏目的定位,决定节目的定位,还是这个节目定位选择了具有这样风格的主持人呢?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人文关怀,因为你看《实话实说》,观众都是面对面的,人文关怀比较好体现。但是类似新闻类的严肃节目来说,播台员没有面对观众,他面对的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他如何通过电视机把这种人文关怀传达给电视机外的观众?谢谢。 崔永元: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去探讨它,花很多时间探讨也没有什么用,是自己的风格影响了节目,还是节目的风格影响了自己,探讨半天也还是挣那么多钱(笑),没有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倒很有意思,不是谈话节目,不是和观众直接交流的节目,有没有人文关怀在里面。我觉得当然有。比如刚才我说记者的采访,你再来一遍,再说一遍就行了,你说这叫人文关怀吗?还是播音员,比如现在我看很多台的新闻播音员都在节目结束以后,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再见。然后灯暗下来,播音员在那里做一些动作,有的是把耳机摘下来,有的是整理整理稿子,有的假装拿笔在上面写什么(笑)。 关于吃,着我,倾听注视着她民间有两条标准,着我,倾听注视着她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有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亲。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捡。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想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捡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连同第三个孩子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权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杂面;米是红色的——高粱。加上红薯、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忿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看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便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采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妨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 菜,王八羔子!” 农村里,1970年,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还有电视台的演播室对观众来说,我们的谈话我一声孙悦总会有一种神秘感,我们的谈话我一声孙悦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这种感觉。有一些电视从业人员喜欢夸大这种神秘,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人家才会高看我们。所谓我会你不会。比如拿一张纸调白。观众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观众入场之前,把这个过程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就采用别的方法,比如观众入场后,有人去调白,我就会叫住他,采访他们,问这最什么意思,他就给大家讲,调白有什么好处,他告诉大家。我问现在大家是不是听懂了,调白就可以把你们拍得更自(笑),任何一个技术手段都要在演播窒里把它化解,不要人为强化神秘感。 在录孩子节目的时候,尤其注意这一点。那时候我们会告诉所有的摄像,今天一秒钟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要紧紧看护好自己的机器。因为我们请孩子到现场录节目,从来不给他们宣布规矩,我们告诉他们,今天就算是放假了,咱们就撒开玩,想干嘛就干嘛。电线别摸,摸着可疼了(笑),我小时候摸过。其他你们都可以随便。所以孩子到了《实话实说》,就像到了游乐园一样,非常高兴。 做《实话实说》这5年来,如果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知道了怎样和专家、学者合作,电视节目是怎么策划完成的,还有一个群体怎么树立人文关怀精神,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渗透到你的节目运作当中以后,怎么在你的节日中体现出来,包括怎么让所有的电视参与者达到最松弛的状态,从而完成还原真实的谈话空间。我觉得《实话实说》的建立,《实话实说》的出现,确立了电视策划在电视节目中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组里专职的策划就有10个人。他们在全组地位最高,待遇也最高。 现在我们的总策划叫杨东平。因为工作的原因,郑也夫、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相继退出,或者加盟别的节目,只有杨东平留了下来。他是北京知名的社会学、教育学的专家,自己还在带研究生,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城市季风》,可能大家都看过。他现在工作再忙,我们录像的时候他也来现场看,每次录像结束的总结会他也要来参加,大家都觉得总策划在节目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杨老板话不多,但是经常看我们争论一个下午,他坐在那里听,最后总结几句,整个话题就提升了,我们就明确了谈话的方向。 目前全国有100多个谈话节目,到我们那里学习过的不下几十个。他们回去以后,大多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策划队伍。我也问过他们,你们是从我们这里学回去的,为什么这套学不去。他说他们觉得推行起来非常难,我们可能觉得策划很重要,但是台领导不觉得他重要,其他工种也不觉得他重要,总是在吃醋、弄得文化人心里不舒服,慢慢就退出了。当策划队伍退出你的节目以后,你的节目文化品位也退出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谈话节目,良莠不齐,有的非常差,我觉得甚至低级到超过美国的垃圾脱口秀,和我们电视人自然闭门造车有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经验已经慢慢地受到重视和推广,有一些场合,也许我们去介绍经验。有的节目在开始筹备时,第一件事就是筹备自己的策划队伍。北京文化圈很大,有—些专家、学者,都是有名望的,非常难请。有时我们明知道某个话题、某个专家来谈最合适,但是他不愿意来。有的学者,我们做了两年工作,终于清出来了。 做谈话节目有很多限制,尤其是话题上的限制,,我们做不了尖锐的话题,所以要在文化内涵上多下一点工夫。虽然干了5年,总结起来,经验就是这么几条,虽然经验就是这么几条,做起来也会很难。不信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尝试尝试,试一下把灯爷、摄爷、录爷都变成你的朋友,让他们全身心为你的节目努力.看看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然后你再试一试,让所有的观众,各行各业的、各种阶层的、操着不同口音的,到了你的演播室,见到你都像亲人一样,跟你说话,都像朋友一样,这个工程完成起来很不容易。我觉得当你把这些都完成以后,你就可以享受到做节目的乐趣了。 我喜欢和大家交流,现在我想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点“学术交流”。哪位想问,就站起来随便问,我的名字叫崔永无,希望大家直呼其名,或者就喊老崔、小崔,别叫崔老师、崔先生,那样一下让我们拉开距离了,我等着大家的问题,没有就散会(笑)。 讲完了以后,是为了把我全场就笑了。这一笑我就觉得有信心了,是为了把我 因为在这之前,我在中央台做过《曲苑杂坛》。《曲苑杂坛》 大家都知道,就是相声、杂技、人品,当时我们最头疼的时候 就是没人笑。有一次我的印象特深,两位着名相声演员合说 了一段新相声。我问,这段怎么样?他说一点问题没有,你就 等好吧,观众非得乐晕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上去了,一片掌声,从头说到尾,底下 鸦雀无声。下来他们就说,这些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你 们哪里找的观众。当时我负责找观众,这以后就有了一些 经验,再找观众不能找大学生、高中生,反正初中以上文 化程度的人就不能找,这些人没有什么幽默感。相声、小 品,一场一场就这么录,录得我非常伤心。到底是中国人 没有幽默感,还是我们这帮腕没有幽默感?为什么人家会 不笑呢?所以那天讲完一个笑话,大家都笑了,我一下子 就找到自信了。那天在现场还有一个演员叫牛振华,也会 说相声,现在在演电影电视剧,他也笑得前仰后合,他的 笑也给了我自信。 稀里糊涂一场下来,我问他们用多长时间,过去大概有 20多分钟吧?他们说己经两个半小时了,我还行呀,但是 有一条没有成功,就是准备的名言警句全都没有用上,部是 说的大白话,家常话。然后我们就拿去给领导看,领导看的 时候,从头到尾部没有笑,绷着。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还是台领导没有幽默感?大家都 拿不准。但是台长留了一条生路,他说你们再做两期吧。做 完以后,又要去给领导审,我就把《曲苑杂坛》的经验拿出 来,我说咱们组谁最爱笑,他们说关秀玲最爱笑,关秀玲一 个笑话都讲不了,因为每次抖包袱之前,她自己先笑。 我们决定让她坐在领导的左边。还有一个叫乔艳琳的 跟关秀玲有一拼,看着谁都可笑,整天笑容满面。我们决定 让乔艳琳坐在领导的右边。审片的时候果然是这么安排,因 为她们都看过,每当要抖包袱的地方,我还没有张嘴,那两 个就笑成一片。领导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说倒回来 我再看一遍(笑)。 倒回来看一遍说,有这么可笑吗?但是那天领导确实笑 了,笑了几次,后来他说再做两期吧。然后我们又做两期,这 期做了《谁来保护消费言》,是下海打假的,还有《孩子与游 戏》,这样一共做了5期节目。做《孩子与游戏》的时候,中心 主任、部主任全都来了,都坐在楼上。 录完了以后,我看所有的同事都阴沉着脸。我还觉得今 天我发挥得不错,为什么他们阴沉着脸呢?我说出什么事 了,他们说领导们看了3分钟就全都走了,拂袖而去。我说这 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肯定是不满意,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快 就走了。我说你们就不能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他们看3分钟 特别放心,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不用我们盯着看吧。 然后就拿去找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孙玉胜决定放一集, 听听观众的看法。第一集播出后,两种反应部很极端。这时 刚好是1996年的3月16日,我们推出了第一集叫《谁来保护 消费者》,就是王海打假这期。孙玉胜非常重视,在这个节目 播出那天,他自己专门到热线电话前去接听电话,看着观众 的反应怎么样。后来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今天电话很多,有 一部分是谈你的主持,他说反应分成两种,有一种是非常激 动,拿起电话他们就哭,说中国电视有希望了,终于出现了 一个这样的主持人。 我说另一部分观众呢?他说另一部分观众也早拿起电 话就哭(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咱中华就 真没人了(笑)。孙玉胜说观众反应很极端,两种看法都很 极端,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再录几期试试吧。这样节目一口 气播出了10期,应该说反应还不错。 10期以后,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个节目就停播 了,停播了两个半月。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突然台里派人来 找我,说,你赶紧回去,归队报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脱离 电视台了,回去后,一直做到今天。我是《曲苑杂坛》出来 的,我们编导更惨,显《综艺大观》出来的(笑),据说早年 还干过春节晚会,所以脑子里有很多文艺节目的框框,当时 他说出场我们应该出得千变万化,主持人出场有握着手出 场的,还有藏在高台上,等到节目一开始,灯光一亮,从台阶 上疯子似地跑下来(笑),这也是一种,还有坐在观众席里, 大家也不知道是谁,节目一开始,你忽然从观众席站起来, 你往台上去,大家就鼓掌。还有一种,你躲在景片后面,节目 一开始,你从景片后面突然出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反正都 不是正常人干的事(笑)。 有时候在开场之前,我还在想今天要谈什么,今天怎么 谈,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所以等到灯一大亮;我就从高 处跑下来,跑到观众面前鞠了躬,说各位好,就忘了今天 要讨论什么了,然后重来。慢慢地我适应了,每次不管用 哪种出场的方式,我都适应了。我发现新的问题来了,现 场的观众非常紧张,嘉宾更紧张,一个个笑跟哭似的(大 笑)。

节目播了还觉不过瘾,从尴尬的境还想做—期,从尴尬的境便着手收集资料,开始在节目中打出话题“我看世界杯,公平征求嘉宾。 等到32强掐起来的时候,球迷的热情曾,热线报名不断,甚至有官员发来传真,声称嘉宾他莫属。待到球赛进入残酷的阶段,宣传指令也不断传来,不要说中国足球,也不要说亚州足球,不要说裁判问题……剩下的随便说。 瞅瞅没剩下什么,决定放弃这期节目,但球迷的热情让入割舍不下。每天都有人哑着嗓子报名,可以联想到他们血红的眼睛,熬到这份上,还不忘一吐为快,心中有很多郁闷可想而知。后来在决赛前夕,我抽空儿看了场中国队和乌兹别克队的比赛,两队突出一个慢字,倒脚功夫很深。 刚刚看完世界杯赛场,这比赛干脆没法容忍,我以一个职业者的心态挺着,和眼皮做着艰苦的抗争,最后到底是没洗洗便睡了。醒来后,沂到老婆念叨,怎么咱们这球场比人家大呀,好像场上的人也不够用。眼看巴黎的战火就要熄灭,节目还做不做又提上了日程,整整一个下午争论不休。 策划海啸心思不太稳定,混了十几年,刚分了三居室,正忙着装修,总说,你们定,要是做,我就写策划案,要是不做,我去买地板。 那天已经出来了四强,楼道里总是有人为谁是冠军争吵起来,喜得我在厕所里都呆不踏实。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何不让冠军亚军争夺国的球迷代表亮亮相,表面的话题是谁可以夺冠。可谈的内容却很多,两国的足球传统,足球土壤,足球人才的培养,对职业球员的要求,对输赢的态度。好,主意已定,我料理完如厕之事直奔会议室,道出思绪,立马获得通过。 策划海啸和虎迪拉开架式,列出日程表,凌晨决出了决赛参战队,上午便和他们的大使馆联系,请求协助推荐参与人员。 巴西胜了,一大早,虎迪便开始联系巴西大使馆,用的礼貌用语,先祝贺他们取得决赛权,然后把醉翁之意一五一十道了明白。然后轮到那边发话了,我是接线生,昨晚看球太晚,他们都睡觉呢,您中午再打吧。 到了晚上,两位策划一进办公室就惊呼,大事不好,如果是克罗地亚进决赛,可找不着人。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致认为,办法只有—条,让法国队赢。 录像那天,双方的阵容不露面,我脑子里便冒出一个词语,乌合之众。果然,法国的3人小组,既不太懂足球,也不太懂中文,坐在那儿话跟不上趟,让巴西人狠—顿挤兑。弄得现场观众于不忍,纷纷倒戈,支持纤弱的法国人,居然有人发言说,老是巴西夺冠有什么意思啊,也该轮到别人了。整个—个不讲理。 录完像;我问法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派真正的球迷来,他们说:真正的球迷都回法国了。后来,傻乎乎的法国人果然捧起了金光闪闪的大力神杯,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民间俗语傻有傻福气;一句是业内人士常挂在嘴边的,这就是足球。 我是睡不着的人。 我难以入睡的经历从高中开始。 那是在考大学之前的某个晚上,我忽然难以入睡,辗转反侧。具体的原因早已淡忘了,现空想来,无非是一旦落榜,街坊邻居会说什么样的闲话,父母将发什么样的言论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地中解放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地中解放出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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